速递！坚守四十年，他们将电影“译”进苗侗山乡

暮色降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三棵树镇板新村的广场已经支起了投影幕布。饭后的村民三三两两围拢过来，不一会儿，现场就坐满了观众。这天播放的电影是谍战片《风声》，尽管村里的老人们都听不懂普通话，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电影中的所有台词均重新译制成了苗语。

如果不考虑语言差异，观影现场的感受与原片相差不大，电影里的配音无论是音色还是语气，都十分贴近原片的角色。“虽然重新译制，但你听张涵予（电影主演之一）说话，还是他那个感觉。”现场一名年轻的观众说道。

(资料图)

这部电影的译制工作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语影视译制制作中心。中心成立于1981年7月1日，是全国11家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之一。成立40多年来，累计用苗侗语翻译电影作品1000多部，放映10万余场，观众达1500多万人次。破除语言障碍，打通了优秀文艺作品通往民族地区基层的最后一道梗阻。

“16岁那年看的第一部电影，听到了亲切的家乡话”

走进贵州省黔东南州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语影视译制制作中心，门前挂着一年内的译制计划：《中国蓝盔》《平原枪声》《悬崖之上》……“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电影，我们希望传递到基层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内涵的。”公司党支部书记宋其生说。

在贵州，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程度存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障碍。“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苗寨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普通话，就连我自己都只会认不会说。”译制中心退休配音演员汪兰说。

基层群众的文化发展被封闭了起来。“电影是很好的文化滋养工具，可在民族地区的农村，语言障碍阻挡了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众。”黔东南州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文坤说。

早些年，公司还承担着到基层放映电影的功能，有一幕让宋其生印象深刻：“放的是一部喜剧，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们，看着周围的人在笑，他们也跟着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也只是摇摇头，这让我挺心疼的。”宋其生说。

板新村村民杨文兵仍然记得，16岁那年看的第一部译制电影是《黄桥决战》，当看到精彩的对白变成了家乡话，亲切又激动，从此成为了忠实的“影迷”。

“以前放电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现在村头一放电影，基本都是坐满的，尤其像我母亲这样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可以从电影里了解历史文化，看懂故事情节。”杨文兵说。

“电影是大众艺术，也是我们守住民族地区基层文化阵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李文坤说。

苗岭侗乡里的翻译家，要做点缀民族文化的小花小草

让杨文兵第一次看译制电影就着迷的原因，来自一句台词。

“电影原本的台词是‘你们从左边走，我们从右边走’，但翻译成苗语之后，就变成了‘你们从长方田那边走，我们从三角田这边走。’生巴巴转述，老人们分不清左右不说，还不具体。长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们这边的土话，一改成这样，瞬间觉得电影离我们更近了。”杨文兵说。

这部电影正是宋其生负责翻译的。1984年入职以来，宋其生从事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已经快40年了，那句让杨文兵印象深刻的台词，凝聚了宋其生在电影译制生涯里最宝贵的经验：“给群众翻译电影，未必一定要雅，但还是要讲个‘信’和‘达’。”宋其生说。

“电影台本翻译首先要忠于原著的本意，还要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更要考虑读者和听者的接受性。”宋其生说。由于最终作品面向基层的群众，电影中的文化环境很难完整地投射到他们的生活，因此除了直译，更多要用群众熟悉的方式进行不失本意的转译。

第一部让宋其生获奖的翻译作品是赵本山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除了要让大家看明白剧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西南地区苗侗群众理解到东北喜剧的笑点。“东北的二人转，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群众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几个晚上，填词谱曲，将东北二人转全部翻译成了苗歌、侗歌，“这就是大家日常喜爱的方式了，现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宋其生说。“这次我知道，他们是真的笑了。”

言在此而意在彼，才能让翻译有“信”有“达”，最终有“味”。

台本翻译是第一步，配音则是第二步。如果台本翻译需要的是有“味”，那么配音工作则需要有“神”。如今已退休的汪兰，当年正是因为一声有“神”的笑声，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1984年，正准备大专复习考试的汪兰在一次下乡演出活动中被公司选中，第一次走进了录音棚。这次的角色是电影《玉碎宫倾》里的塔娜公主。“第一次就让我配女主角，可把我折腾坏了。”

胶片电影时代，电影配音没有单独的音轨操作，更不能剪辑，每一句台词的语速和感情都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台词多，每卡壳一次，大家都要陪我从头来一次。”汪兰回忆说，虽然没人怪她，但看到所有人都在叹气摇头，配音结束后，汪兰沮丧地回去了。

“就当自己做了个梦吧。”汪兰这样安慰自己。几天后，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领导的来信，称赞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那几句笑声，完全把角色的特点笑了出来。”汪兰说，这句话让她怀着失而复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当第一次听到了自己配音的电影，汪兰确定了这就应该是一生的事业，当即放弃了大专考试。“从来没想过家乡的语言、自己的声音会出现在电影里。可能在这个行业里，我只是小花小草，但却能点缀自己的家乡，传递我们的文化。”汪兰说。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宋其生也对自己第一次配音的角色印象深刻：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唐国强饰演的主角。这个军旅角色前后变化巨大，人物故事丰满，让宋其生吃了大苦头。

“不是语速快了慢了，就是情绪没跟上，甚至是忘词。我没有当过军人，说话没有那种气势。也不会调动情绪，没有一次配到最后的。”宋其生说。“我们常说笑比哭好，但配音工作里，往往是哭比笑好，因为情绪的转场需要紧跟故事情节，没有准备时间，剧情该哭了，拍电影还能滴眼药水，配音就一定要马上哭出来。”宋其生说。

就像绘画一样，没有经验，只能临摹。宋其生不得其法，只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做对比。胶片珍贵，多看几次就会有损毁，那就听录音。“这部电影的录音，我听了不下一百遍。”宋其生说。当终于录完全程走出录音棚时，宋其生感觉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在随后的39年里，宋其生参加译制配音的电影有530余部，为2000多个角色配音。就这样在200多万字台词、48000多分钟配音时长的磨砺里，当年的小宋也变成了宋老师，越来越专业。

如今的宋其生在录音棚里，剧情到哪儿，情绪就到哪儿，表情动作也到哪儿。一次配到争吵时自责的台词，宋其生也和电影里的角色一样，“啪”给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结束后摸着火辣发烫的脸颊，才想起来当时是怎么回事。

“‘配音演员’这个词，‘配音’只是工作，后面的‘演员’才能证明你做得好。”宋其生说。

“最难的时候，我们连办公场所都没了”

译制中心在一栋老旧楼房的顶楼，木地板吱呀作响，桌椅板凳也被磨得锃亮，室内装饰停留在十几年前，录音剪辑设备却是崭新的。“我们的经费主要都用在了设备上，这几套最新的设备加起来200多万，比这层楼都贵。”公司总经理杨艺林自信地说。

如今略显寒酸的译制中心，是黔东南州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仅剩的业务部门。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也曾是个“吃香”的部门。“以前的电影发行放映是由各级放映公司负责，全州的电影发行放映业务都归我们公司，还有财政补贴，收入很可观。”杨艺林说。

宋其生曾经是十里八乡的土明星，每次去放电影被人认出来，总是能得到最热情的款待。“村支书知道是我给配的音，站起来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说。

随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渐风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转为企业自负盈亏，取消了财政补贴；2000年，原本多层级的电影发行放映模式变成了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间的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业务也被架空。

发行和放映业务取消，除了一些农村院线，整个公司还有业务的部门仅剩译制中心。然而由于都是公益放映，这项业务也不是个挣钱的活儿。可在当时，大家都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这项工作只有我们能做，也只有我们还愿意做，业务不停，证明公司还活着。”杨艺林说。

公司还活着，但越来越艰难。2002年，原来的大楼在政府拆迁范围内，很快就变成了一处崭新的广场，新楼还没开始修建，业务砍了，补贴没了，最后连办公场所也没了。公司50多人集体待岗，每月只能领到198元钱的补贴。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数量减少，译制中心每年仍有电影产出。“我们租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贴到墙上自制隔音墙。平时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里开工。”汪兰说。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记者询问了当年的老员工，有说是靠外出打工兼职补贴撑下来的；有说是在主管部门一年几千块钱的微薄补贴里发着牢骚把活儿干完的；也有说是2005年新楼修好之后靠收租过下去的：六层楼全部出租，译制中心蜷缩在顶楼搭建的小房里。

但宋其生明白，心里没点牵挂，是撑不下来的。“我回家遇到老人，会问我最近怎么没电影了，我说不出话。”宋其生说。

汪兰在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选择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业做销售。由于手脚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不到三个月，就被提拔为区域销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着打点零工补贴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兰说。可干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随时回去配音了。当译制中心的电话打来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兰在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还是踏上了回凯里的班车。

“当时给我开的工资是三千多，回去补贴加上卖电影票只有四百块不到。老板打来电话骂我，说我是脑子进水了。”汪兰说。十几年后，那家小公司已经成为当地的大企业，身边总有人开着玩笑说，要是当初不回来，现在肯定发财了。“可我觉得，这几十年我配的几百部电影，才是我最大的财富。”

最艰难的日子撑了7年。2009年，告别了胶片涂磁、模拟胶片时代，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进入数字化，这一时期的补贴开始增多。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对于基层文化事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各级政府的补贴也开始恢复。2018年，译制工作被纳入国家级项目财政资助，译制一部电影能获得7万元经费，彻底解决了译制中心的生存困难。

“我们如今有设备，有经费，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电影的译制。”宋其生说。除此之外，译制中心也承担着各类基层宣讲的译制任务：中央精神苗侗语宣讲提纲、就业技能培训课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传视频等等。“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不能浪费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宋其生说。

“我们译制的电影，会通过更多的屏幕走进苗侗山乡”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义务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少，译制电影最初的受众也在收缩。但在李文坤看来，今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兵强马壮”，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也在不断增加。

“以前是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太多，现在是听得懂苗语侗语的群众太少。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民族语了。”李文坤说，由于苗语侗语没有相应文字记录保存，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现在很多新词术语不断出现，但由于语言文化保护措施跟不上时代的变迁，老祖宗原生态的语言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在翻译台本的时候，必须时刻更新汉语知识的学习，巩固少数民族语言的素材库。”宋其生说，“最早我们是想要让老百姓看好电影，如今则是要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

前不久，汪兰的儿子试着学习母亲配音，录了一段发到了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点赞。汪兰说起这事儿，难掩自豪。“一是高兴还是有年轻人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事业，二是发现我们的翻译作品还能找到更多的播放渠道。”

下一步，译制中心计划改变现在单一的放映渠道，在新媒体上播放电影。“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观众，译制电影的翻译需要跟上时代，放映渠道也要跟上时代。”李文坤说，“我们的译制电影，会通过更多的屏幕走进苗侗山乡。”

杨文兵今年50多岁，距离第一次看译制电影已经30多年过去了，他已经不记得看过多少部电影，如今每当村头放电影，他还是会早早地守在那里。他说现在每次看电影，都还是会有第一次那种感动。“无非就是看个饭后消遣的事儿，还是有人专门用我们的语言来制作，说明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都还是被记着的。”杨文兵说。（记者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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