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求稳避险心态更明显，折射女性职场现实困难

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首次超过千万人。如何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前程无忧发布的一份应届毕业生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在高学历者中正快速比肩男性，求职者中，女大学生求稳避险心态更明显，预期和实际薪酬均相对较低。

职场中，员工收入几何，固然与工作经验、能力、专业等多重因素有关。但无论如何，同等条件下，性别都不该成为左右薪酬待遇高低的要素。报告中反映女大学生整体薪酬相对较低的问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女性在职场发展中的现实困难。

正如报告指出的，女大学生整体求稳避险心态更明显。刨除个体偏好的考虑，这一特点背后还有着较为客观的原因。比如，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中，女性通常被期待寻找更加“安稳”、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的工作。而现实中，稳定的工作也往往意味着收入水平有限，故而导致不少女性对未来薪酬的预期不高。由于一些企业存在职场性别歧视，同等条件下，女性收入不及男性。对一个家庭来说，让女方为育儿、家务“牺牲”更多，求职时更加求稳，便成为看似“理性”和“实际”的选择。

造成职场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除了有落后的“男强女弱”观念作祟，主要还是一些用人单位将女性与生育成本紧密挂钩。在这些企业的“经济账”中，从备孕怀孕到休产假，再到后续的哺乳育儿，育龄女性员工会“耽误”更多时间和精力，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比起男性员工，聘用女性的用工成本更高，也就显得不太“划算”。

因此，在现实操作中，有些企业会设置各种或明或暗的附加门槛，想方设法“劝退”育龄女性员工。此前，便出现过“拒绝录用未做胸透孕妇”“要求女性员工在入职单中承诺‘入职三年内保证不怀孕’”等现象。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会暗中压低女性员工薪酬，导致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不论是明目张胆的招聘排斥，还是在薪酬设定上搞“区别待遇”，本质上都是职场性别歧视。这种就业歧视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其一，它有违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职场环境，也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其二，如果职业女性的预期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便很容易造成心态失衡，挫伤其工作积极性，使女性无法拥有获得感。

此外，一旦类似行为若得不到有力纠正，甚至成为职场中彼此“心照不宣”的“常规操作”，就很容易使基于性别的职场刻板印象日趋固化。如此一来，女性的人生选择空间只会日趋窄化，还会造成被迫放弃自身职业梦想的遗憾。

针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更是对其生育自主权的侵害。一些职场女性坦言，孕育新生命本是件美好的事，但是放到现实中考量，这份选择则显得沉重而艰难。选择生育，往往意味着在头顶装上了一块隐形的职场天花板，是此后几年晋升无望，甚至被边缘化、被“优化”的代名词。这样的职场困境，很容易引发“恐婚”“恐育”等心理，也不利于提高适龄青年的生育积极性。

可见，不论是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还是国家的生育状况而言，铲除各类职场性别歧视，保障女性高质量就业，都极为必要。

对此，首先要加强劳动部门监管，规范企业的招聘活动，严惩各类“花式侵权”操作。同时，可以通过畅通申诉渠道，探索设立女性权益调解仲裁庭等方式，提升女性劳动者维权的便利度，避免其成为一件“费事费力”的事。当然，要想引导企业积极招聘女性员工，为她们提供公平合理的待遇，还需要利用税收减免、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使企业利益与职工权益相契合。

生育从来不是女性一方的事，过于繁重的妻职和母职压力，不该成为她们在职场中被“嫌弃”的理由。事实上，除了怀孕生产本身无法被“代劳”，育儿过程的很多方面都可以被国家、企业和男方分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的内容，还是多位代表委员关于延长男性育儿假的建议，都有助于缓解女性的育儿压力，使其在工作生活中更加从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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