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数字技术，在发展中减碳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进一步警示了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全球各国已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国大会(COP26)期间进一步达成一致，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达成《巴黎协定》1.5℃目标是延缓并最终逆转气候变化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国政府也已于2020年9月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上述背景下，《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下称《报告》)近日发布，面向未来，提出三大目标：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不晚于2030年实现上下游价值链碳排放强度减半，率先实现云计算的碳中和，成为绿色云;用15年时间，以平台之力带动生态减碳15亿吨。

减碳，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更是一个科技问题。本文将从数字技术角度，以平台为依托，阐述如何在发展中减碳。

数字技术下的碳中和

数字时代，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深度参与。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经济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本身就带来减碳增效，比如云计算替代传统IT，大幅提升了效率并降低了碳排放;第二，数字技术低成本、可信赖、成规模的特性，可以帮助衡量和管理经济各环节的生态足迹;第三，数字经济的新商业模式，有效连接多方参与，可以推动数字和绿色技术与市场机制深度融合，让绿色转型真正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数字技术可视为通用目的技术。经济历史学家加文•赖特为通用技术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对经济体系的很多部门都有着潜在而重要影响的深刻的思想或技术。”这里的“影响”意味着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出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通用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能够打断并加速经济增长的正常进程。概言之，通用目的技术就是服务所有技术目的的技术。目前，国际社会正越来越多地用通用目的技术来表述对人类经济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通用目的技术必须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提升，而且还能催生大量创新;它们遵循摩尔定律的增长轨迹，在世界上的每个行业都能一展身手。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与此前的蒸汽机和电力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它们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转型有着深远影响。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碳中和，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数字技术，目前尚不成熟，未得到广泛使用，其效用仅为涓涓细流，但当其得到提升和扩散之后，收益就会变成滔滔洪流。在不久的将来，数字技术必将成为人类减碳事业的巨大载体，持续性地探究减碳之未知，持续性地揭示减碳新现象，持续性地创造减碳新颖性。归根结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创新将是推动低碳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中，发展绿色商品、推广云计算技术、研发更先进的芯片等，都将带来全行业减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也看到了数字技术与气候变化的问题。他特别提出数字平台将在碳中和中发挥巨大作用。他认为平台将在三个方面助力减碳：一是平台企业自身运营和价值链的碳中和将对整个社会的碳中和作出贡献。二是平台的连接作用，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人们的消费、沟通和购买行为的正向改变，塑造更加绿色低碳的行为模式。第三，平台是信息的传播者，可以促进气候应对相关的信息、数据和技术的自由流通。

“范围3+”是一种数字创新

范围1、2、3是国际通行的圈定碳减排范围的标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温室气体议定 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范围1定义为“报告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运营产生的排放”，范围2定义为“报告企业消耗的购买或收购的电力、蒸汽、供热或供冷而产生的排放”;范围3定义为“报告价值链上 发生的所有间接排放(范围2中未包括的)，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

在范围1、2、3的基础上，《报告》提出“范围3+”的概念，是其一大亮点。作为技术驱动的平台公司，其可能带动的商业生态减碳潜力，远大于自身减碳部分。正因此，阿里巴巴开创性地提出“范围3+”概念，承诺在自身运营和供应链之外，到2035年带动生态累计减碳15亿吨。

数字平台上的绿色消费是重要的“范围3+”减碳场景，也是典型的仅靠能源转型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结合，建立更广泛的绿色消费市场，撮合推动绿色商品的销售，影响和改变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作为千万商家和12亿以上消费者的连接者，阿里巴巴将从消费者侧和商家侧两端推动绿色转型，倡导绿色行为，提升绿色商品供给，并加强绿色低碳物流和认证等平台服务。通过这些举措，既帮助消费者提高了生活品质，也帮助绿色商品的生产者解决了需求问题。

“范围3+”是一种创新。“创新”，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解释，并不只是一个技术概念，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新发明，它是一个经济概念，是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创新所做的真正工作并不是提出什么大的和新鲜的事物，而是把已经存在的事物重组起来。范围3+正是在范围1、2、3的基础之上应运而生，是人类在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领域的深入思考、最新思考。

作为数字创新的“范围3+”就是一种组合式创新。组合式创新的每一步发展都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是一个不断积累、永不停歇的过程，正如有了范围1、2、3，也便有了“范围3+”。数字世界从来不受任何界限的限制。在摩尔定律和数字化的共同推动下，具有潜在价值的电子“积木”在呈现全面爆发态势，各种组合、各种可能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本增长。这就是积木式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把“积木”吃掉或用尽，而是增加了未来重组式创新的机会。

“范围3+”正是减碳领域的一块最新的积木。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企业自身就蕴藏着自我突变的种子，创造出如熊彼特所言的“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的企业组织”，这种突变“从内部持续彻底地改革经济解构，不断破旧立新”。由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从经济体系内部不断寻找发展动力源，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循环往复，相信“范围3+”不是企业减碳数字创新的终点。

在发展中减碳

以技术角度论之，经济可以理解为技术的一种表达，它包含着进化的过程、组织、装置以及制度供给。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必然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数字经济必将随着数字技术的变化而重构，其特征也将变化，而这种重构与特征的变化与减碳经济息息相关。概言之，数字技术创造减碳经济结构，减碳经济则调节着新数字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数字时代的经济与经济体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与发达国家先完成工业现代化，然后完成碳达峰不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必须走一条发展中减碳的路，发展与减碳并重，这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碳中和经验将具有国际借鉴意义。对于应对这一挑战，如何利用好数字经济、科技和平台，是值得持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报告》表明，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减碳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数字技术为依托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满足减碳需求。此种积木式的数字创新，与国家发展中减碳的宏观战略不谋而合。在这个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呼唤政府、研究机构、认证机构、企业、消费者等一起，运用数字技术来科学准确地记录、衡量和评估，充分比较不同减碳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扎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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