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鼓励生育政策成本转移到企业

“全面三孩政策”出台后，近期一系列促进居民生育的举措接踵而至，相比于少数地区给补贴、优先配公租房等举措，延长生育假、增加育儿假成为了普遍的政策。

公开数据显示，在最近多个省份发布生育支持政策后，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女性产假加生育假提升至150天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180天，并给3岁以下儿童父母双方增设每年5~15天不等的育儿假。

各地密集发布鼓励生育政策的原因是近年生育率的接连下降。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数连续四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低于警戒线，且这一趋势在今年仍未扭转，贵阳、河南、安徽池州等地最近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新生儿筛查或户政出生登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降幅超过一成。如人口大省安徽用“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来形容出生人口，预测2021年出生人口为53万，而2017年至2020年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年均两位数下降，不容乐观。

不过，虽说增加产假、育儿假可以部分解决小孩照看问题，对提振生育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增设假期间接导致所在企业成本上升，或者影响女性在职场的权益，那效果将大打折扣。

就目前而言，即便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的职工假期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部分企业依然认为女性生育假期变相提高了企业成本，在用工、招聘时有意回避育龄女性。三孩政策和假期延长后，这一现象可能加剧。

生育假对职场女性的影响同样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一些地方的新政中明确提出，休生育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但生育者在休假期间的活由谁来干，休完假之后其岗位还在不在，这都是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假期过长将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育龄女性一旦较长时间脱离社会，恢复工作和身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统计，生育一孩的职场女性大多能继续工作，生育二孩后回归家庭的比例明显上升，如果生三孩，告别职场就占据多数。

换句话说，无论是延长产假还是增设育儿假，即便在政策强力推动下能够享受得到，所受一个可能的后果是，育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被“歧视”会加剧，而这又将进一步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在就业市场上，中国女性的参与率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家统计局曾披露一项数据，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对很多职场女性而言，在考虑生育问题时，一个常见的诉求是，可以兼顾生育和事业，这既是为了在工作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也是在高房价、高育儿成本压力下，女性往往不得不参与“赚钱养家”。

因此，针对各地密集出台的延长假期现象，应警惕将政策成本转移到企业身上，让育龄妇女担忧职场歧视不敢生育。可行的办法是政府财政切实分担起相当部分的生育成本，通过减免税费、补偿企业雇佣成本，让企业有意愿配合政策的落地。比如，可根据企业女性职工的生育情况，采取一定的税收减免措施，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员工，政府财政考虑承担更高比例的休假期间薪资，弥补企业成本。

提振生育率务必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为前提，体现男女平等，关键在于要让女性实现家庭生活和职场就业兼而得之，如果只是让女性休假，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其中，企业的态度至关重要，不把政策成本转移到企业是底线，只有切实平衡好个人、企业等各方的利益，才有助于提升居民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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